有些人想找个人说说话,却说不出任何症状。他们睡得还算可以,照常工作,信守承诺,既没有压得胸口发紧的焦虑,也没有扼住喉咙的恐慌。他们带来的是另一样东西,更难命名:一个问题。每天占去十个小时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曾经安排着全家人生活的人去世了,该怎么办?一个选择已经不再有意义之后,如何继续相信它?这些问题并不要求药物。乍看之下,它们要求的是思考。

奇怪的是,我们的文化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太多了。有的书保证,人生的目的就藏在你的内心某处,七个步骤就能找到。有的专业人士把意义之问变成季度目标。有的灵性课程在周末静修营里出售,提供附带保质期的内心平静。这些供给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很快就把问题关上了。而很快被关上的问题往往会回来,只是更疲惫。

另一边,临床也面临一种对称的风险。面对一个追问自己人生意义的人,很容易去寻找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障碍。沮丧成了迹象,怀疑成了症状,哀伤被规定了期限。存在之问被转换成病症图像,病症图像又被转换成流程。有时这是必要且正确的:有些痛苦以哲学问题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就是疾病。但并非每一个关于意义的问题都是疾病。把它们全都当作疾病来对待,是一种精巧的不去倾听的方式。

正是在这一点上,两种倾听的传统相遇,又彼此陌生:临床哲学与精神分析。我想诚实地比较它们,这意味着要避开两种诱惑。第一种是来自精神分析的人,把临床哲学看作缺乏深度的善意交谈。第二种是来自哲学的人,把精神分析看作一台把一切都还原为幼年性欲的机器。这两种漫画,都帮不了房间另一边手里握着一个问题的人。

当意义之问装不进一个诊断

让我们先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流派出发。设想一个假设的情境:一位五十岁的女性刚刚退休。她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临床上令人担忧的地方。她只是说,不工作的时候,她不再知道自己是谁。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种听法。它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抑郁状态的开端。它可能是一个旧问题的回归,被三十年的日常琐事搁置了。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人面对一次真实的变化,而这变化要求她真正重新审视自己曾经认为重要的东西。

区分这些解读的不是这句话,而是人们如何对待它。仓促的倾听会选定其中一个假设,并从它出发工作。审慎的倾听会在一段时间里承受这种不确定,因为它知道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经历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意义之问的暧昧性正显现于此:它可能是敞开,也可能是防御;可能是寻求,也可能是逃避。有时,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恰恰是为了不去追问某个非常具体的欲望的意义,那个欲望她宁愿不去承认。

临床哲学与精神分析提供了两种栖居于这种不确定中的方式。两者在被良好实践时,都不急于回答。但每一种都从不同的位置倾听这个问题,值得审视的正是这种位置的差异。

一个古老的传统:哲学作为关心自己

哲学可以是一种关怀的实践,这一想法并非诞生于诊室。它很古老。在柏拉图所写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声称,“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句话常被引用为对思想的赞美,但在原来的语境中它更为具体:苏格拉底受审,恰恰是因为他问得太多,用关于什么是正义、勇敢或善的问题去打扰他的同胞。对他来说,审视人生不是书斋里的练习。它是一种向人们发问的方式,问的是他们自以为知道的东西。

在他之后,希腊化时期的各个学派把这个想法继续推进。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通过不同的路径,都把哲学理解为一种为了换一种方式生活而去实践的东西。在《致梅诺西斯的信》中,伊壁鸠鲁断言,关照灵魂的健康,无论多早或多晚都不嫌早或晚。斯多葛派坚持区分取决于我们的与不取决于我们的,并把这一区分变成每日的训练,而不是一个需要背诵的论题。

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用了大量工作来证明这一点。在《精神修炼与古代哲学》(1981)中,他论证说,对古人而言,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大多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工具:冥想、对话,以及关于专注、记忆和为死亡做准备的练习。阿多说,把这些文本当作抽象体系来读,就错过了它们一半的作用。

米歇尔·福柯在1982年于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主体解释学》中,从另一个角度重提这个问题。他指出,著名的“认识你自己”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属于一个更宽泛的原则,即关心自己。认识自己是关心自己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福柯认为,现代性颠倒了这种关系:通向真理的途径变得只取决于认识,而主体对自身的工作则被当作与哲学无关而被搁置一旁。

这在此处为什么重要?因为临床哲学和精神分析,各以自己的方式,都可以被读作这一古老关怀的继承者。两者都拒绝这样的想法:关于一个人生命的真相可以从外部获得,由一位观察并归类的专家得出。两者都押注于:当人说话并被倾听时,某些东西会发生转变。相似之处大致到此为止,而且到此为止是好事,因为正是差异赋予了每一种实践以用处。

临床哲学倾听什么

在巴西,临床哲学与卢西奥·帕克特(Lúcio Packter)相关联,他在20世纪90年代将其系统化。我不会在这里描述那些属于培训内容的程序,因为脱离培训,它们只会被漫画化。只需说明这一主张的核心:临床哲学处理的是这个人的世界观,是他用来描述自己人生的语言,以及组织其选择的概念。

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想想那位假设的退休女性。当她说没有了工作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时,其中包含着一种身份观念,一个关于何为有用之人的概念,一种在“做”与“是”之间的等级秩序,也许继承自家庭、宗教或职业。哲学式的倾听对这种结构感兴趣。比如,它会问她所理解的“成为一个人物”是什么意思,这个定义从何而来,曾经有哪些其他定义属于她的生活后来又被放弃。目的不是说服她接受一种更好的哲学,而是让她一直在不自觉地践行的哲学变得可见。

这种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它认真对待一个人所说的话。它不预先假定有意识的言说是一块需要穿透的门面。如果某人因为把整个人生围绕着一个已经站不住脚的责任概念来组织而受苦,临床哲学会与这个人一起审视这个概念,以一种深知概念有历史、有后果、有矛盾的严谨态度。许多人从未有机会这样做。他们一辈子都在服从自己没有选择过、也从未被摆上桌面的观念。

这种倾听的风险,和任何其他倾听一样,就在于它的强项。把人说的话按字面价值接受,它可能会忽略以另一种方式坚持的东西:与观念相矛盾的行动,以及任何论证都无法消除的重复。优秀的临床哲学家知道这一点,哲学传统本身也有资源来思考言说与行动之间的距离。即便如此,正是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值得按它自己的术语去了解。

精神分析在同一个问题中听到什么

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在其全部著作中表述的一种怀疑出发:我们对自己所说的,并不是在我们之中所说的全部。有一种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知识,它显现于话语绊倒的地方:梦里、遗忘中、失误行为里,尤其是症状中。在《梦的解析》(1900)中,弗洛伊德指出梦是有意义的,但这是做梦者所不知道的意义。后来,症状也被类似地对待:它是一种妥协形成,一种既满足又惩罚的解决方案,因此仅靠好的论证难以将其化解。

弗洛伊德有一句话,常常令处理意义之问的人感到恼火。1937年,在写给玛丽·波拿巴的信中,他大意写道:一个人在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那一刻,就是病了,因为这两者都不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只表明有一份未得满足的力比多储备在寻找另一个去处。匆匆读来,这句话似乎印证了精神分析最糟糕的一面:把哲学变成症状。

但值得更从容地读一读。弗洛伊德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愚蠢,而是说它有一段力比多的历史。“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是在替代另一个更具体、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我渴望什么而不允许自己拥有?”“我仍在努力取悦谁?”“我无法承认的是怎样的失去?”精神分析并不贬低存在之问。它追问的是,这个问题在此刻、在这段人生中、面对这位倾听的人,正在做什么。

在这里,移情登场了,这也许是最能赋予精神分析式倾听以特殊性的概念。弗洛伊德在《论移情的动力学》(1912)等文章中觉察到,病人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重复着旧有的爱、怕和期待的方式。那位假设的退休女性在问分析师该怎么过自己的人生时,也许正在重复一个旧有的姿态:把关于自身价值的决定交给另一个人,就像她对老板、丈夫、父亲所做的那样。如果分析师回答了,就是确认了这种重复。如果不回答,就为她开启了一个机会,让她察觉自己在请求什么,又是在向谁请求。

因此,精神分析式的倾听主要不是处理这个人使用的概念,而是处理她从哪个位置说话,以及她在说话时做了什么。它不仅关心“成为一个人物”意味着什么,而且关心在这个人的历史中,是谁决定了谁算一个人物。想了解这一点在精神分析各流派中如何不同的读者,可以在这篇关于弗洛伊德派、拉康派与荣格派精神分析之差异的文章中找到概览,它们处理意义问题的方式非常不同。

两种倾听在哪里相触,在哪里分开

并排放在一起,这两种实践的接触点比各自的共同体通常承认的要多。两者都拒绝现成的答案。两者都对匆忙归类抱有戒心。两者都赋予话语一种绩效文化很少给予的分量。两者在诚实的时候,都知道前来的人比任何关于他的理论都更复杂。

然而,差异并非程度上的,而是赌注上的。我将尝试概括它们,而不把比较变成一张评选赢家的表格。

  • 把什么当作素材。临床哲学主要处理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所思所说:他的范畴、他的价值、他组织世界的方式。精神分析还处理那些逃出了此人所思之外的东西:口误、梦、重复、症状。
  • 痛苦的原因被假定在哪里。对临床哲学而言,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来自观念之间的冲突,来自不再有用的概念,或来自对真实生活而言已变得狭窄的世界观。对精神分析而言,痛苦还有一个无意识满足的维度,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肯放弃那些伤害我们的东西。
  • 倾听者的位置。在临床哲学中,倾听者更明确地作为对话者参与概念的审视。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有意占据一个不对称的位置,以便移情可以出现并得到工作,而不仅仅是被经历。
  • 什么算作改变。在临床哲学中,改变可能意味着重新整理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赖以生活的概念更加清晰。在精神分析中,改变涉及与自己欲望的另一种关系,这并不总是经由更大的概念清晰而达到。

这些差异中没有任何一个使某一种实践在绝对意义上优于另一种。它们使每一种更适合某些情境,而不太适合另一些。有人因为从家庭继承了一个僵化的成功概念、却从未能审视它而受苦,他也许会从细致的哲学工作中获益良多。有人早已完全明白这个概念对自己没有用处,却依然围绕它组织自己的生活,那么他面对的也许是任何论证都无法化解的东西。当不改变本身带来满足时,理解是不够的。

这对专业人员是一个有用的区分,对实践其中一种的人也是如此。临床哲学家若觉察到一种抵抗理性审视的重复,最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另一类问题。精神分析师若把每一个哲学问题都当作别的东西的伪装,那就不好,因为他没有听到有时这个人确实是在思考。双方都可能有傲慢,而它通常出现在理论的声音盖过了人的时候。

两者都无法取代的东西

有一点,诚实要求直言。临床哲学在需要时不能取代心理或精神科治疗。精神分析在必须进行精神科评估时,同样不能取代它。当意义之问伴随着数周的食欲和睡眠丧失、无法起床、关于自己死亡的念头时,问题就不再只是概念上的,也不再只是象征上的。需要由能够做出诊断、必要时能够开药的人来评估。非医学的倾听可以陪伴这一过程,但不应取代它。

如果你正经历强烈的痛苦,或者意义之问开始伴随着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请寻求专业帮助。在巴西,CVV(生命关怀中心)全天候提供免费电话援助,号码为188。

这个界限并不贬低两种实践中的任何一种。恰恰相反:一种知道自己止于何处的实践,比一种承诺包办一切的实践更可信。非医学的倾听所遭受的不信任,一部分正来自那些把它宣传为万能答案的人,声称能在同一个套餐里解决焦虑、抑郁、婚姻危机和缺乏目标。这类承诺,比起任何严肃的哲学或临床传统,更像它自称要批评的那种自助读物。

还有一个制度上的限度,需要准确地说明。在巴西,临床哲学和精神分析都没有职业委员会监管。这些领域的培训通常以职业培训课程的形式提供,而职业培训课程不是MEC认可的本科或研究生学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无关紧要,或者什么都行。它意味着培训质量的责任落在学校和学员自己身上,学员需要评估自己学到了什么、跟谁学、以何种严谨程度学。就精神分析而言,这一关于职业、责任与界限的讨论,在关于巴西精神分析师职业的文章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临床哲学培训:开始之前值得审视什么

来到这里的人,如果是因为在考虑参加临床哲学培训,线下或线上,大概想知道值不值得。我无法替任何人回答,但我可以提出在我看来最有用的几个问题,它们与市场通常提出的不同。

第一个关于培训与哲学本身的关系。没有阅读哲学家的哲学式倾听,有可能沦为借用词汇的谈话技术。课程是让学员接触苏格拉底、希腊化学派、现代传统,还是只提供一套程序,这是有区别的。临床哲学最有趣的部分,恰恰继承自思想史。

第二个关于界限。好的培训会清楚地教授临床哲学不做什么:它不做诊断,不治疗精神障碍,不取代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的陪伴。隐瞒这些界限、或把它们当作官僚细节的培训,无法让将要倾听真实的人的学员做好准备。

第三个关于与心理健康其他领域的对话。实践哲学式倾听的人,迟早会遇到需要转介的情况。要能识别这些时刻,需要对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工作有一定的熟悉。不是为了去实践它们,而是为了不混淆各自的领地。

在Academia Enlevo,心理健康领域应用临床哲学培训共360学时,分为15个模块,采用线上形式。与此类所有培训一样,它是职业培训课程,不是MEC认可的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搜索“临床哲学在线课程”的人,在任何其他考虑之前,都有权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买到了什么、没有买到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是留给考虑受训的人的:你打算用这种倾听做什么?如果期待是拥有可以给人们的、关于其人生意义的答案,也许值得对这种期待保持怀疑。这里讨论的两种传统,各以自己的方式,教导的是相反的东西:现成的答案,即便出于好意,往往会打断这个人本来需要独自完成的工作。

依然敞开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情境:一个人寻求倾听,没有带来症状,只带来一个关于自己所过生活之意义的问题。文化给这个人快速的答案。仓促的临床给出一个诊断。在这两条轻易的出路之间,临床哲学和精神分析提出的是更费力的东西:把这个问题当作素材,而不是当作需要消除的问题。

这一比较让我们理解到,同一个问题可以在两个层面被倾听。在第一个层面,它被当作思想来审视:哪些概念支撑着它,它预设了怎样的世界观,它揭示了哪些矛盾。在第二个层面,它被当作行动来倾听:它在那里做什么,它指向谁,它重复什么,又回避什么。这两个层面并不互相排斥,但也不相混淆。实践其中一种的人,最好知道另一种的存在,并能认出何时情境所要求的是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

仍有一些限度是两者都无法解决的。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哪一种倾听更适合前来的人。没有保证说意义之问一定有答案,而对一个终极答案的期待,也许本身就是痛苦的一部分。同样,也没有任何倾听,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分析的,能够在需要时免除医疗照护。

对于倾听的人和寻求的人,这一含义都不如一条建议那样让人舒适。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原因之一是他坚持让人们审视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弗洛伊德被指责把一切都归结为性,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并不是自己所欲望之物的主人。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拒绝很快关上别人的问题。也许留给读者的问题是这一个:面对你自己关于意义的问题,你是在找一个回答它的人,还是在找一个帮你把它保持得足够久、直到发现它究竟在问什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