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怀疑同时流传,却很少彼此相遇。第一种说,视频分析不是真正的分析:不过是与屏幕另一端的某个人所进行的一场友好交谈,也许有用,但缺乏咨询室里的那种密度。第二种几乎从不以怀疑的面目出现,因为它披着敬意的外衣:认为分析就发生在躺椅上,发生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有书架,有一把放在患者头后的扶手椅。一种怀疑屏幕;另一种则过分信任家具。
两者共享一个值得检视的预设。它们都认为,让分析发挥作用的东西在于布景。对前者来说,数字布景太贫乏;对后者来说,经典布景就足够了。倘若如此,只要把摄像头换成一张躺椅就足以保证工作,而有了躺椅,就足以让分析性的事情发生。任何经历过分析、或经历过一次受挫的分析尝试的人都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有些咨询室无可挑剔,却数年纹丝不动;也有些意想不到的交谈,改变了一个人面对自己生活的位置。
因此,真正要紧的问题并不是“线上精神分析是否有效”,仿佛答案可以装在一枚认证印章里。问题是另一个:是什么支撑着一场分析,而在这一整体中,屏幕保留、改变或威胁了哪些部分。值得从容作答,因为仓促的回答,无论倒向哪一边,往往更有利于贩卖某种信念的人,而不是寻求治疗的人。
躺椅是一种技术方案,弗洛伊德已说明了原因
让我们从象征意味最重的物件说起。在1913年的《论治疗的开始》中,弗洛伊德解释了他为何让患者躺着,而自己坐在后面、处于视线之外。这一理由分为两部分,两者都不神秘。第一部分是个人的,几乎像一种自白:他大意是说,自己无法忍受每天那么多个小时被别人盯着看。第二部分是技术的:分析者置身视线之外,就避免了自己的面部表情给患者提供用于解释、影响和回应的材料,这样,移情便可以发展,而不被倾听者可见的反应所污染。弗洛伊德还提到,这种安排是催眠方法的历史残余,而精神分析正是从催眠方法中脱胎而出的。
请留意这意味着什么。躺椅并不是被当作神圣之地提出来的,而是作为减少一种干扰的装置:分析者的面孔。它是为解决一个明确的问题而设计的工具。把这件家具变成“真正分析”的象征,就是对它做了机构通常对其起源之物所做的事:忘掉功能,保留拜物。躺椅开始证明些什么,而它曾经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却消失了。
这样的解读并不贬低躺椅。恰恰相反,它让我们得以认真对待躺椅。如果它的功能是把分析者的面孔移出患者的视野,并促成一种不那么朝向注视者认可的言说,那么对于线上形式,恰当的问题就是这一功能能否实现,以及代价如何。许多通过视频工作的分析者会在合适时建议患者关掉画面,或者躺下、只用音频。另一些则保留面对面的方式,就像许多线下会谈早已做的那样,尤其是在初始访谈中,或在不宜躺下的情形里。并不存在唯一的规则。存在的是弗洛伊德本人提出的一个技术问题,而当房间改变时,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真正支撑一场分析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家具,那么是什么?这份清单并非秘密,但值得说明每个要素的作用,而不是背诵它。
移情。这是患者在与分析者的关系中,重新演出旧有的爱、怕、要求与自我防御方式的现象。它不是治疗的副作用,而是治疗得以发生的土壤。移情并不取决于在同一间屋子里呼吸同一种空气。只要有人被假定知道另一个人的痛苦,它就会出现,这可以发生在一封信里、一通电话里、一次视频通话里。甚至在第一次会谈之前它就已出现:在选择名字时,在对这位分析者将是谁的幻想里。
自由联想。基本规则要求患者说出脑海中浮现的一切,哪怕看似无关紧要、羞耻或荒谬。在1913年的文本中,弗洛伊德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患者应当像坐在火车窗边的旅行者,向车厢里的人描述窗外掠过的风景。这个比喻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展示了机制:这条规则要求的不是深度,而是不做挑选。自由联想的障碍从来不是物理距离,而是审查,是想显得连贯的愿望,是对评判的恐惧。
分析者的注意力。在1912年的《给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的建议》中,弗洛伊德描述了均匀悬浮的注意力,或称漂浮的注意力:分析者不应事先执着于任何事物,不应挑选自己觉得重要的内容,以免只发现自己早已预期的东西。他还为讨论线上分析的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分析者应当把自己的无意识像接收器官一样转向患者发出信息的无意识,并调整自己去适应它,就像电话听筒适应传送声音的话筒一样。这个比喻出自弗洛伊德,时间是1912年。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为了说明倾听,求助于一种远距离通讯的器械。不应强迫这个意象说出超过它所说的话,但它表明,在他看来,关键在于传送与接收,而不在于陈设。
规律性。固定的日期和时间,约定的时长,持续的频率。弗洛伊德说,是把一个钟点租给患者,患者即使缺席也要为之负责。规律性造就了一个稳定的背景,在此背景之下,种种变化才有意义:迟到、遗忘、突然想改期的念头。
付费。在同一篇1913年的文本中,弗洛伊德毫不扭捏地谈到金钱。他指出,人们对待金钱问题与对待性问题同样虚伪,分析者应当坦率地谈论它。付费不只是报酬:它把治疗刻入一种交换,使之不致变成人情,并且常常把患者处理债务、内疚与应得之感的方式带入会谈。
保密。如果没有“在这里说的话不会传出去”的保证,没有人会自由联想。保密既是伦理条件,也是技术条件。
分析者的欲望。这一表述来自拉康,并不指分析者对患者的个人欲望。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位置:支撑分析的人,不按自己的模型去希望患者好,不想被爱,不想教人如何生活。正是它防止会谈变成劝导。没有任何摄像头能产生或摧毁它;在咨询室里没有它的人,在屏幕上也找不到它。
这些要素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设置(框架)。要思考它改变时会发生什么,还值得再往前走一步。
设置只有在失效时才显现
阿根廷精神分析学家何塞·布莱格尔(José Bleger)在1967年关于精神分析设置之精神分析的文章中,提请人们注意技术通常当作背景的某种东西。他说,设置起着“非过程”的作用:它是使过程得以发生的一组恒常因素。正因如此,它是无声的。房间的墙壁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人去评论它。但按照布莱格尔的看法,患者正是把自己非常原始的部分、那些从未被说出口的联结,寄放在这个沉默的背景里。只有当设置破裂时,这些才会显露。
这一观点比任何对线上形式的辩护或攻击都更有帮助。它提示我们,问题不仅在于虚拟设置是否“足够”,而在于它提供了哪些恒常因素,又倾向于在哪里失效。在咨询室里,失效可能是分析者换了房间、去度假、涨了价格。在屏幕上,失效有另一副面孔:画面在一句艰难的话说到一半时冻结,声音延迟,连线在患者正要说出他几周来一直回避的事情时断掉。
在这里,需要小心不要浪漫化。技术性中断并不自动成为分析材料。有时只是网络断了。但患者对此的反应方式,如释重负、愤怒、因“打扰”了而内疚、幻想分析者放弃了,往往说明了什么。分析者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如此。一个约定良好的线上设置,包含连线中断时该怎么办:谁回拨,通过什么方式,损失的时间是否补回。事先约定这些并不是官僚主义;而是给一个背景赋予形状,否则它只会在最糟糕的时刻才显露出来。
当房间变成屏幕,究竟改变了什么
主张分析的本质不在家具里,并不意味着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改变相当多,实践者都知道。值得不夸张、也不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些差别。
身体以裁切后的形式到来
在咨询室里,分析者看着患者走进来,察觉脚步、外套上雨的气味、躺下时的犹豫、结束时起身的方式。在屏幕上,他收到的是一个矩形,几乎总是胸部以上,经过一台使画面扁平的摄像头和一道并不总是帮得上忙的光线的中介。身体所传达的一部分就此丢失。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前没有的东西:非常近的面孔,有时比在房间里舒适的距离还要近,以及患者家里的背景,它说出了患者没说的事情。这并不是补偿;这是不同的信息,带有不同的风险。去解读患者房间的陈设,与无视它的存在一样具有侵入性。
画面的沉默
在咨询室里,沉默是有质地的。有呼吸声,有街上的噪音,有身体在调整坐姿。在视频通话中,沉默可能看起来像技术故障。许多患者和许多分析者,在几秒钟没有声音之后,都会冲动地想问“您听得到我吗?”这种冲动值得留意,因为它在催促去填满空白。分析需要这样的停顿: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破裂;而屏幕,凭它的应用程序逻辑,推动持续的说话。线上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让沉默回到它的位置,包括明确约定沉默可以发生。
患者在家中的隐私
这也许是最严肃的一点。在咨询室里,分析者保证一个受保护的空间。在线上,提供空间的是患者,而他并不总是做得到。不妨假设一种情形:某人与家人住在狭小的公寓里,只能躲在车库的车里说话;或者某人恰恰需要谈论的那个人就在隔壁房间。自由联想在这里遇到了具体的限度:担心被人听到时,人不会什么都说。分析者无法独自解决这一点,但也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有时出路是调整时间;有时是承认,在生命的那个阶段,线下或另一种安排会更合适。
连线与设备
通过视频工作的人依赖网络、设备和平台。这包括伦理上的选择:使用保护会谈内容的手段,未经明确同意不录制(而且原则上不录制),留意笔记和消息保存在哪里。保密在咨询室里依赖门和墙,在这里还依赖一些设置,分析者至少需要对此有基本的了解。
夹在“其他事情之间”的会谈
还有一个不那么显眼、却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去咨询室需要一段位移:离开家,穿过城市,在候诊室等待,再回来。这段路程看似浪费时间,实则起着框架的作用。它把会谈与一天中的其余部分隔开。在线上,会谈可以在一场工作会议结束一分钟后开始,在去学校接孩子前一分钟结束。诱惑在于把它塞进其他事情之间,像多开的一扇窗口。而且不只对患者如此:分析者也可能在屏幕一角开着邮件,手机在旁边震动。弗洛伊德所说的漂浮注意力,很难经受得住通知的打扰。
这种讽刺不动声色,但确实存在:让住得远的人也能接受分析的技术,正是因为过度便利而威胁分析的同一种技术。一场哪里都放得下的会谈,有可能哪里都占不到位置。
弗洛伊德也曾远距离工作,并亲自指出了其中的限度
人们常说,弗洛伊德在小汉斯一案中“做了远距离分析”。这个说法需要精确。在1909年发表的《一个五岁男孩的恐怖症分析》中,弗洛伊德叙述了对一个怕马的男孩的治疗。大部分工作是由男孩的父亲完成的,他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观察儿子,与他交谈,并寄来详细的报告。弗洛伊德依据这些报告指导父亲,而且据文本本身所述,在治疗期间只亲自见过这个男孩一次。
这个案例对当下的争论之所以有意思,有两个原因,而其中没有一个是“弗洛伊德当年已经在线上做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第一个原因是,它表明分析工作可以通过中介进行:材料是以书面形式、经过筛选传到弗洛伊德那里的,他依然能够提出假设并介入。第二个原因是,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安排限度的人。他指出,治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父亲的权威与医生的权威集于同一个人身上,并承认这种结合对所说与所听都有其自身的影响。换言之,中介并不中立。它传递,但也使之变形。
这正是思考屏幕时有用的一课。每一种中介都会对经过它的东西做点什么。1912年的电话,1909年的父亲,今天的摄像头。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中介,因为连咨询室也有它自己的中介,而在于它能否被纳入倾听,而不是被忽视。
疫情并没有发明线上,只是让它不可避免
电话和视频咨询在2020年之前就已存在,只是伴随着种种保留。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远程服务不再是例外,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延续许多治疗的唯一可能方式。从未考虑过通过视频工作的分析者被迫这样做,而绝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患者发现,这就是当时所有的。
没有理由夸大这段经历所证明的东西。它本身并未证明线下与线上等同。它所做的,是把争论从假设的领域移到实践的领域。许多治疗得以延续;有些中断了;还有些就在那时开始,从未经历过别的形式。从此以后,要坚持说视频分析“不存在”变得更难了,要坚持说它与线下分析完全相同也变得更难了。我们拥有的是一种有其自身条件的实践,它要求与咨询室同样的严谨,有时甚至更多。
疫情还让一点变得清楚:对于住在远离大城市的人,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对于生活在国外而想用母语被倾听的人,线上并不是治疗的贫乏版本。它往往是唯一可得的版本。把这称为“二流分析”,是一种以技术严谨为名出现的精英主义。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情形,线上需要特别谨慎。当存在生命危险、强烈危机,或需要就近的照护网络时,物理距离可能是个真正的问题,分析者需要知道如何启动当地的援助。如果您此刻正经历强烈的痛苦,请寻求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帮助;在巴西,CVV(生命价值中心)提供免费电话支持,号码188,全天候接听。
线上治疗,线上分析:真正重要的区分
搜索“线上治疗”的人什么都能找到:短时长会谈的应用程序、通过消息提供的服务、结构化的方案、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疗,以及精神分析。这里无意为这些实践排出高下;许多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最好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因为“有效吗?”这个问题取决于人们期待什么。
如果期待的是获得清晰的指导、目标和技术来应对某个具体症状,那么有为此设计的方法,它们可以很好地适应数字形式。分析提出的是另一件事。它不承诺通过捷径消除症状;它提议患者倾听自己所说的话,找到自己困住其中的重复,并重新安置自己与自身欲望的关系。这需要时间,要求规律,并意味着患者要为自己的言说负责。线上形式并不改变这一提议。它改变的是支撑这一提议的条件。
由此对正在寻找的人有一个实际的结论:比起问这位专业人员是否接受线上咨询,更重要的是问他如何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会谈频率是多少?如何处理缺席和付费?他的训练、个人分析和督导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既适用于咨询室,也适用于屏幕。一位在线下答不上这些问题的分析者,在线上也答不上。
再谈培训:线上学什么,实践从哪里进入
关于线上分析的争论有一个近亲,那就是关于线上培训的争论。而它往往重复开头的同一个错误:以为严肃性在于布景。仿佛一间实体教室本身就能保证培养出准备更充分的分析者,而一堂视频课就会培养出二流的分析者。
精神分析理论是通过阅读、讨论、倾听读得更多的人、被反驳、被评估而学到的。这些在数字环境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有直播课、讨论小组和案例研究。弗洛伊德的阅读不会因为研讨在视频上进行而变浅;当没有人读原文时,它才会变浅。衡量一项培训是否严肃的标准,不是媒介,也不是时长,而是严谨:有效的学习、真实的课时、评估、清晰的结业标准。在Academia Enlevo,线上临床精神分析培训完全是远程的,共720学时、24个模块,每两周一次直播课,另有讨论小组和案例分析。在那里,线上不是让步,而是模式。
有人主张,一名分析者的培训只有在学习、训练分析和督导这一必选的“三足鼎立”中才算完成。这种安排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各精神分析协会确立,但它是一个机构性的传统,既不是法律要求,也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把它变成入门暗号,甚至据此断言谁是、谁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师”,恰恰是精神分析本身教人提防的那种现成公式。拉康提出,分析家只由自己授权,并补充说:但并非没有其他一些人。授权不是机构的印章,而是每个人自己支撑并为之负责的一个位置。
这并不削弱个人分析和督导的价值;而是改变了它们的位置。它们是被推荐的、宝贵的经验。在个人分析中,将要倾听他人的人在自己的言说中体验移情、阻抗和基本规则。在督导中,经历更丰富的人陪伴最初的咨询,帮助察觉被遗漏的东西,指出分析者的欲望在哪里被混同为想帮忙、想讨好、想证明自己正确的愿望。但它们是被选择的而非被强加的,这一点很重要:学员自己决定何时、与谁进行,而这个决定本身就说明了他如何投入自己的历程。Enlevo就是这样对待两者的:作为可选项,因为培训依托Método Alma Enlevo和Campus Enlevo的资源。关于培训中的临床督导的角色与形式,另有一篇文章做了更详细的讨论。
还有一个层面,关系到本文的主题本身。要进行线上咨询的人,需要想清楚线上设置:如何约定时间,连线中断时怎么办,如何处理患者的隐私,何时线下更为可取。其中一部分在课堂和案例分析中讨论;一部分只有在实际咨询中才能学到,而督导,当分析者主动寻求时,是与已经面对过这些情形的人一起思考的好地方。关于通过线上学习精神分析是否可能为临床实践做好准备这个问题,答案与本文相近:它较少取决于媒介,更多取决于在媒介之内所要求的东西。
另外值得提醒一句,以免混淆:在巴西,精神分析并不受某个专业协会的监管,也不要求本科学历,精神分析的培训课程属于职业培训课程,而不是经MEC认可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位。这并不降低人们可以对培训提出的严肃要求;只是转移了责任。在缺少监管机构的情况下,保持严谨的责任就落在分析者本人及培养他的人身上。
屏幕向我们揭示了咨询室的什么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两种怀疑。认为视频分析不是真正分析的那一种,在一点上是对的:线上改变了工作的条件,而改变条件并非细节。身体被裁切着到来,沉默更难维持,隐私取决于一个并不总能保证它的人,会谈有可能变成众多开着的窗口中的又一个。在视频上工作或接受分析却不考虑这些的人,确实在使工作变得贫乏。
把躺椅理想化的那一种,在某件事上也是对的:它解决了一个真实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房间变了就消失。但它错在以为家具能保证分析。弗洛伊德在1912年和1913年的文本中留下的,不是对陈设的描述。而是一套理由:为什么分析者要离开视线,为什么钟点是租来的,为什么要谈钱,为什么注意力应当漂浮,为什么患者应当什么都说。这些理由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恪守,也可以被背弃。
也许线上最有意思的贡献恰恰在这里:把咨询室从舞台上拿走,迫使我们追问咨询室曾经做了什么。布莱格尔说,设置只有在破裂时才显现。向屏幕的转移就是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破裂,它让一些此前被房间的熟悉感所掩盖的东西显露了出来。
还剩下一个不宜抹去的限度。就目前可以有把握地说的范围而言,对于线上分析是否像线下分析一样“有效”,并没有一个通用的答案,对于提供现成答案的人要保持警惕。有些情形下屏幕有所助益,因为它减轻了被看见的羞耻,或使一场原本不会发生的治疗成为可能。有些情形下它造成妨碍,因为患者没有可以说话的地方,或者因为在危机时刻距离变得沉重。关于形式的决定属于每一场分析,并且应当能够在分析之内重新考虑。
对寻求分析的人来说,有用的问题不是“线上还是线下?”,而是这个空间,无论是哪一种,是否允许说出尚未被说出的东西。对打算成为分析者的人来说,问题更令人不安:如果拿走躺椅、房间和书架,您的工作还剩下什么?这正是患者在屏幕另一端所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