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个假设的场景,任何人都曾在超市的排队队伍里见过。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要一块巧克力。爸爸说不行,快到晚饭时间了。孩子坚持,接着哭,接着倒在地上。有两个人在看。爸爸把“不行”撑了四十来秒,感到脸在发烫,想起自己整整一周回到家时儿子都已经睡了,于是从货架上拿下了巧克力。孩子立刻不哭了。爸爸松了一口气。
很容易把这个场景变成一场关于纵容型父母的说教。这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更让人不安的问题:在那四十秒里,是谁在难以忍受地痛苦?孩子当然是受挫的。但孩子的挫败感会过去,而且过得很快,只要身边有人能够承受它。可能没那么快过去的,是成年人这一边的另一件事:为缺席的那一周而生的内疚,陌生人的目光像法庭一样,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父亲。在这个例子里,巧克力安抚了两个人。而第二个人并不是五岁。
我想检视的论点是这样的:有一种爱,替孩子避开一切挫折,而在表面的慷慨之下,它常常保护的是成年人自己——保护他不必面对内疚,不必面对他想象中说“不”就会得到的无爱,不必面对对他作为父亲或母亲所建立起的自我形象的威胁。而这种爱,在无人察觉之中,把一个沉重的担子转交给了孩子:成为为父母证明价值的那个项目。为了思考这一点,我将借助两位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不同而互补之言的作者,弗洛伊德和温尼科特。但在此之前,必须公平地对待那些在超市排队的人。
这些父母养育孩子的处境
没有哪一位父亲或母亲是独自发明了“难以让孩子受挫”这件事的。它有非常具体的社会条件,无视这些条件就成了坐在扶手椅上的批评。
第一是工作。许多家庭过着这样的日常:成年人早出晚归,周末则试图补偿工作日的缺席。在这样的安排中,少得可怜的共处时间被赋予了不成比例的分量:它必须是美好的,必须是轻松的,必须抵得上其他那些日子。周六早晨的一场冲突,像是对仅有的那一点时间的浪费。在这种时刻说“不”,听起来几乎像是在加重成年人已经觉得亏欠孩子的那笔债。
第二是曝光。养育孩子开始也在观众面前进行,无论这观众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社交网络展示着似乎靠平静交谈就能解决一切的家庭、带着理解的微笑接受规矩的孩子、整洁的卧室和无可挑剔的午餐盒。把自己家某个寻常日子与这种经过剪辑的片段相比的人,往往会得出结论:自己什么都做错了。而孩子在公共场合的哭闹,就成了这种失败的公开证据。
第三个原因也许是最值得尊重的:今天的许多成年人是在严厉的家庭中长大的。他们挨过打,受过羞辱,听人说哭就是撒娇,小孩子没有资格有自己的想法。决定不重复这些,是一种伦理上的成就,不是任性。问题始于,对暴力的拒绝在当事人不知不觉中扩展到了一切形式的违逆。仿佛任何一个“不”里都带着皮带、吼叫或黑屋子的阴影。原本卡在一端的钟摆,荡向了另一端,成年人开始把孩子的挫败感当作与自己曾经历的痛苦是同一回事。
因此,有必要从现在起确定一个区分,并把它保持到最后:让孩子受挫,不等于羞辱他,也不等于用暴力惩罚他。接下来所说的一切,都不为打人、以恐吓为目的的吼叫、嘲笑或以抛弃相威胁提供正当理由。顺带一提,在巴西,被称为“门尼诺·贝尔纳多法”(Lei Menino Bernardo)的第13.010/2014号法律修改了《儿童和青少年法》,确认儿童有权在没有体罚、没有残酷或有辱人格的对待的情况下接受教育。这里所讨论的是另一件事:成年人说“不”的能力,在孩子不悦面前守住这个“不”的能力,并且继续留在那里,完整地,不反击,也不崩溃。
“婴儿陛下”:父母的自恋在孩子身上重现
1914年,在一篇通常因别的原因被阅读的文章里,弗洛伊德写下了几行关于父母之爱的话,至今仍令人不安。在《论自恋:导论》中,他指出,父母对孩子的温情,细看之下,揭示了父母自己在一生中不得不放弃的那份自恋的许多内容。面对孩子,这份自恋重生了。父母倾向于把一切完美都归于孩子,忘记他的缺点,并希望他免于自己曾不得不做出的那些放弃:希望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以某种方式为他而中止。著名的说法“婴儿陛下”(His Majesty the Baby)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出现的。
弗洛伊德走得更远。他实质上说,孩子要去实现父母没有实现的梦想:取代父亲成为伟大的人物,作为对母亲的补偿而嫁给王子。这篇文字的语气带着一丝讽刺,而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在谴责父母。他描述的是一种常见的、几乎不可避免的机制,它属于孩子被灌注情感的方式的一部分。顺便说,没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理想化,没有哪个婴儿能得到那种所需要的悉心照料。
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要点是另一个。如果孩子承载着父母重现的自恋,那么他的幸福就不再只属于他自己。它开始起到一份证明的作用:证明父母是好人,证明生儿育女的选择值得,证明他们自己艰难的童年终于得到了弥补,证明工作日里的缺席没有留下痕迹。孩子高兴时,成年人在一面有利的镜子里认出自己。孩子哭时,镜子就暗了下去。
“不”就是在这里变得难以忍受的。对孩子说“不”,意味着接受在几分钟或几小时里他对你生气,那一刻不喜欢你,镜子映回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形象。对于需要孩子的满足来作为自身价值证明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被体验为无爱。受不了“不”的并不是孩子。受不了“不”在自己身上所引发的东西的,是成年人。
需要一个保留,以免滑向漫画化。并非每一位让步的父母都被自己的自恋奴役。有时让步是明智的决定:请求是合理的,之前的“不”只是条件反射,孩子已经筋疲力尽。同一个举动,在不同的家庭里可以履行非常不同的功能。弗洛伊德帮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对所有给出巧克力的父母的诊断。
温尼科特认为必要的那种“失败”
如果说弗洛伊德展示了那种把孩子变成项目的情感投注从何而来,那么温尼科特则帮助理解为什么没有挫折并不是一份礼物。而且他这样做时毫无对严厉的偏好,这使得论证更加有趣。
“足够好的母亲”(good-enough mother)这一说法,是他在关于过渡性客体与过渡现象的文章中提出的,该文后来收入《游戏与现实》(1971),常被当作安慰来引用:没有人需要完美。这是对的,但只是这个想法的一半。另一半要求更高。温尼科特描述,在生命之初,照料婴儿的人几乎完全适应婴儿的需要。然后,这种适应渐渐变得不那么完全,其程度与婴儿日益增长的应对这种失败的能力相适应。因此,足够好的照料包括“失败”。以恰当的剂量、在恰当的时间、循序渐进地失败。
这为什么重要?因为对婴儿来说,完美而持续的适应与魔法无法区分。如果乳房、奶瓶、怀抱或想要的东西总是恰好在被想要的时候出现,孩子就无从发现在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它有自己的节奏,并不听从他的念头。现实正是在小小的等待、小小的错位之中开始呈现的。环境循序渐进的失败,使孩子得以一点一点地建立起这样的观念:他者是真实存在的,与自己是分开的。
关于“母亲”一词的一点说明:温尼科特是在他那个时代写作的,但他所描述的是一种照料的功能,它可以由父亲、祖母或其他照料者来承担。适用于足够好的母亲的,适用于任何占据这个位置的成年人。
在关于促进性环境的文章中,这些文章收入《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1965),温尼科特坚持认为,情感发展取决于一个能够承托孩子的环境。在他的词汇里,“促进”并不意味着清除一切障碍。它意味着提供条件,使孩子从自身的潜能出发成长,这包括遇到一个会抵抗的世界,一个会说“等一等”、会说“现在不行”的世界。一个清除了一切摩擦的环境并不促进成熟。它只是把成熟推迟了。
这一切中有一种反讽。许多避免让孩子受挫的父母,出于善意,依赖的是通俗版本的温尼科特,仿佛他主张的是一种始终在场、始终理解、始终合拍的陪伴。文本中的温尼科特是另一个人:他在照料者的失败中——只要这种失败是可承受的并且有人陪伴——认出了成长的动力之一。
反击或崩溃:两种无法在孩子面前“存活”的方式
同样在《游戏与现实》中,在一章关于客体使用的文字里,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很好地照亮界限问题的想法。简化而不背离地说:孩子要能把他者认作真实的、与自己分开的人,这个他者就必须在孩子对他发起的攻击中存活下来。这里的“存活”同时意味着两件事:不被摧毁,并且不报复。
想想孩子被说“不”后怒火爆发时的情形。他说他恨爸爸,说妈妈是世界上最差的妈妈,用脚踢卧室的门。面对这一切,成年人基本上有三条路。可以报复:吼得更大声,羞辱,打人,威胁要消失。可以崩溃:收回前言,为那个“不”道歉,陪着一起哭,拿出任何东西只求怒气停下。或者可以存活:守住界限,继续在场,不还以攻击,也不在攻击面前瓦解。
前两条路看上去是对立的,从道德角度看确实也非常不同。用暴力报复造成的伤害,是让步不会造成的。但从孩子对他者学到什么的角度看,它们有一点相同。在这两种情形中,他的怒气都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在第一种里,它激起了一个危险的成年人。在第二种里,它使成年人消解了。在这两种里,他都没有发现:自己可以对所爱的人发怒,而那个人既不会被摧毁,也不会变成威胁。
这一发现价值巨大。一个学到他者能在自己的恨意中存活的孩子,可以逐渐地对同一个人既恨又爱,容忍矛盾情感,在冲突之后修复。一个从未遇到这种存活下来的他者的孩子,则留在两种糟糕的教训之间:要么世界用暴力惩罚欲望,要么世界向欲望屈服。两者都无法让人准备好与他人共同生活,因为他人既不会每逢违逆就打我们,也不会把我们所要的一切都交给我们。
正是在这个框架下,求助的话语“我的孩子不接受‘不’”获得了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有时孩子不接受“不”,是因为在他的经验里,“不”从来不曾是真正的“不”。它是成年人的一个临时立场,面对足够强烈的坚持,他往往就会让步。这种情况下,孩子并不是不讲道理。他是在相当有逻辑地运用他所学到的:界限是可以按吵闹的程度来谈判的。
我谨慎地说“有时”。对界限反应强烈的孩子,可能是累了、饿了,正经历发展中可预期的一个阶段,或者正经历某些并非靠父母改变态度就能解决的事。当困难持续、强烈,或伴有其他痛苦的迹象时,这场谈话需要转到一位卫生健康专业人员那里,由他来评估那个孩子、那个家庭。任何博客文章都不能取代这一点,任何理论都不能授权人们仅凭一个场景给孩子贴标签。
成为为父母证明价值的“项目”的重量
我回到最初的论点,现在手里的材料更多了。不让孩子受挫的爱,通常被描述为过度的呵护。我提议也从它要求回报的东西来看它。
当孩子的幸福成为父母价值的证明时,孩子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接到了一项任务。他必须过得好。他必须高兴,因为他的不高兴会伤害他所爱的人。他必须成功,因为他的成功是救赎父母经历的东西。没有人把这些说出口,而恰恰因为没有说出口,这副担子才沉重。孩子凭着孩子们对成年人情绪状态所具有的那种敏感,觉察到:他的悲伤没有被当作他的悲伤来接纳,而是被当作对父母的指责。
一个假设的情境有助于看清这一机制。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放学回家很不开心,因为她没有被选中参加年终演出的角色。妈妈焦急万分,给教务老师打电话,质疑选拔标准,向女儿许诺请私教学戏剧,到了晚上还当着她的面和爸爸议论这份不公。全是出于爱。但女孩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是她的失望严重到不能自己去经历,严重到要动员全家。也许是她没有时间悲伤,因为悲伤立刻被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许还有,她的挫败伤到妈妈比伤到她自己更厉害,下次最好不要说。
最后这个延伸是最微妙的。那些父母不忍让他们受挫的孩子,有时会学会保护父母,免得父母面对他们自己的挫败。他们藏起低分,淡化与朋友的争吵,假装一切都好。这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撒谎,而是一种颠倒的照料:孩子开始管理成年人的情绪。这是一种位置的颠倒,往往不被察觉,因为表面上一派和谐。
还有一个更晚才出现的后果。在成长中没有遇到过带着情感被守住的界限的人,进入成年生活时往往缺少失去、等待、听到“不”而不崩溃的经验。第一个拒绝他提案的上司,第一个离开的所爱之人,第一次不及格,所有这些与现实的相遇,都可能被体验为灾难,因为从来没有预演过。我不是说这总会发生,也不是说这是这些困难的唯一来源。我是说,童年时避开的摩擦不会消失。它只是改了日期。
如何对孩子说“不”而不把“不”变成惩罚
在批评了各种公式之后,以一份万无一失的技巧清单收尾,是不连贯的。但从前面所说的内容中,确实可以得出一些总体的指引,它们对那些真诚地想弄明白如何在童年时期设立界限、又不重复自己所经历的严厉的人,也许有用。
- 问一问“是”在保护谁。在让步之前,值得有一秒钟的诚实:我说“是”,是因为请求合理,还是因为我受不了说“不”之后自己会有的感受?这个问题不要求一个完美的回答。它要求成年人把自己也放进这个场景里。
- 把界限和情绪分开。可以在守住界限的同时接纳挫败感。大致像这样:我明白你很生气,生气是有道理的,而答案仍然是不行。接纳并不撤销界限,界限也不要求情绪被压住不出声。
- 少说几个“不”,并守住它们。一个出于条件反射说出、哭了十分钟就收回的“不”,比十个坚定的“不”教给孩子的更多。与其撒下一堆没人打算执行的禁令,不如挑选真正重要的界限并守住它们。
- 不要再添加羞辱。界限针对的是行为或请求,不是孩子的价值。嘲笑、与兄弟姐妹比较或以抛弃相威胁的话,并不会加强那个“不”。它们把界限变成不必要的伤口,并教给孩子冲突是危险的。
- 做错时要修复。每个成年人有时都会吼叫、夸大、因为疲惫而说“不”。事后承认这一点,而不陷入内疚的崩塌,向孩子表明关系能够经受得住失败。说到底,这就是温尼科特的循序渐进的失败,在家庭尺度上的体现。
这些指引没有一条是作为配方起作用的,因为困难从来不在于知道该说什么。许多人在理论上完全知道怎样对孩子说“不”。困难在于承受随后的那几分钟:阴沉的脸、哭声、“你不爱我”这句话,以及队伍里陌生人的目光。而这是无法通过教程学会的。它取决于成年人能在自己内心容忍多少这样一个形象:某个人,在某一刻,没有被爱。
当问题回到成年人身上
到了这一点,关于界限的讨论不再是教育学的,而成了临床的。如果说“不”的障碍在成年人这一边,那么有用的问题也许不是“我该拿孩子怎么办?”,而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受不了他的不悦?”。
答案各不相同。对某个人来说,孩子的“不”重新打开了对一位只会吼叫的父亲的记忆,任何坚定看上去都像是重复。对另一个人来说,孩子的怒气再现了一位把收回情感当作惩罚的母亲的冷漠,而成年人竭尽全力不去成为那种冰冷的对象。对第三个人来说,孩子是生活中唯一似乎进展顺利的领域,孩子的每一次受挫都威胁着这块最后的被认可的领地。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对界限的困难都是一段历史的症状,而一段历史不是靠行为小窍门解决的。
儿童精神分析很熟悉这种动向。工作常常也涉及父母,因为所带来的关于孩子的诉苦,承载着与成年人有关的问题。对这一临床领域感兴趣的人会发现,它自成一个领域,有其技术性问题,一门儿童精神分析专业进修课程的路径便说明了这一点。而思考自己位置的人,无论是作为母亲、父亲还是未来的专业人士,可以从了解精神分析师做什么,以及这个职业在巴西如何运作开始。
在 Academia Enlevo,临床精神分析培训以学习为轴心,建议个人分析与督导,由学员自己选择何时、与谁进行。建议它们的理由与本文的主题有关:倾听家庭的人,也会被自己所听到的内容所触动。面对孩子的怒气或父亲的焦虑,专业人士可能感到与他所接待的父母相同的冲动,要么让步以求被爱,要么变得强硬以免受伤,而有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些,有助于不在自动驾驶中行事。
也值得记住,并非每一种家庭困难都需要分析。很多时候,家中成年人之间一次坦诚的谈话,一个减轻负担的支持网络,或者仅仅是多睡几个小时,就能改变局面。但当同样的僵局总是回来,换了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年龄,也许这种重复正在说着某些值得用更长的时间、与一位有资质的专业人士一起去倾听的东西。
“不”,归根结底保护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超市的队伍。拿了巧克力的爸爸不是坏人,倒在地上的孩子也不是临床个案。这个场景只是用来展示,一个小小的举动如何承载着一套庞大的情感经济。巧克力平息了哭闹,也在几分钟里平息了爸爸的内疚。它没有解决的,是根本的问题:当孩子的每一次受挫都必须立刻被消除,好让成年人继续觉得自己是好人时,孩子会怎样?
借助弗洛伊德,我们得以看到,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投注承载着他们自己不得不放弃的自恋,而这在无人决定的情况下,把孩子变成了橱窗和补偿。借助温尼科特,我们得以看到,足够好的照料包括一点一点地失败,而成年人需要在孩子的怒气面前存活下来,既不反击也不崩溃。这两种解读合在一起提示:带着情感被守住的“不”是一种照料,也许是最费力的照料之一。
这一分析的局限必须讲清楚。它不能取代对一个具体家庭的了解,包括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历史和特有的僵局。它不授权人们根据发脾气去诊断孩子,也不授权人们根据巧克力去诊断父母。它也并不打算无视:许多成年人说“是”,是因为他们筋疲力尽、孤身一人、没有支持网络,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困在自恋的镜子里。还有一个合理的反对意见:在一种长期把孩子的服从视为至高美德的文化里,对让孩子受挫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必要的纠正。问题不在于倒退,而在于不要把放弃暴力与放弃界限混为一谈。
于是,留下来的是一份无法装进规则的责任。每当一个成年人正要为了结束冲突而说“是”时,他可以问自己,这个“是”在为谁服务。答案并不总是舒服的。但也许正是借由它,我们才开始把权利还给孩子:只做一个孩子,带着他的愿望、他的怒气和他的失望,而不是父母做得成功的活生生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