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个人刚刚完成了精神分析培训。她认真地按方法学习,通过了各项考核,与同伴们讨论个案和弗洛伊德的文本,常常到很晚。最后一堂课的第二天,她在搜索引擎里敲下一个简短的问题:“精神分析师需要注册吗?”紧接着下面出现了会员证、印章、登记编号和名称庄重的协会的广告。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技术性的。其实她想知道的是另一件事:到头来,谁会告诉我,现在我可以了?
这个情境是假设的,但这种举动很常见,而且不只出现在初学者身上。它透露出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希望有外面的人来分担一部分重量——与另一个人面对面坐下并倾听他的重量。墙上的一份文件,名片上的一个编号,出了差错时可以求助的一个机构。在大多数与痛苦打交道的职业里,这个位置是存在的,而且有名字。在巴西的精神分析中,它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而关于这件事被引用得最多的那句话,即拉康所说分析师只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往往被用来终结讨论,而它本应打开讨论。
值得平心静气地考察这三件事:法律怎么说,机构提供什么,以及拉康究竟写了什么。关于那枚印章的问题,值得的回答比法律答案更多,又比神秘的答案更少。
为什么这么多人寻找一枚印章
让我们先不带轻视地看待那些寻找会员证的人。寻求外部授权,在成年生活的几乎一切事情上都是合理的举动。没人无证驾驶,没人不经注册就在建筑图纸上签字,没人没有学位和行业协会就开处方药。在这些职业里,执照承担着重要的工作:它把对能力的最低限度核验转交给一个公共机构。病人不必亲自去查证医生是否学过解剖学;国家已经替他查过了。
然而,执照还承担着第二项工作,不那么公开。它起安抚作用。持有注册的人,在怀疑的日子里可以倚靠它:如果协会承认我,那么我就是我所说的那样。外部授权充当职业身份的担保人。而精神分析,出于我们将会看到的原因,是这样一种实践: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怀疑不会随时间消失。它改变形态,却始终伴随着分析师。
因此,寻找印章不只是市场上的天真。它常常带着内疚(“我有权利吗?”)和对承认的请求(“有人能确认我有能力吗?”)。这两种情感都是正当的。问题出在人们指望一张纸去解决属于培训与责任范畴的事情,以及有人愿意把这张纸当作能解决问题的东西来出售的时候。
巴西法律怎么说,又留下了什么空白
事实,以这个主题所要求的精确来陈述。
在巴西,精神分析并未经联邦法律规定为一种职业。不存在依法设立的联邦精神分析委员会,不像联邦心理学委员会或联邦医学委员会那样。因此,从事精神分析没有强制性的职业注册,也没有哪个公共机构授予或吊销精神分析师的执照。
这一职业出现在由劳动部维护的巴西职业分类(CBO)中,代码为 2515-50。这个事实常常被误解。CBO 是一份目录,描述劳动力市场中现存的职业,用于统计、劳动登记和各类名册。列入其中意味着该职业作为市场现实得到承认;并不意味着它已被规范,也不意味着它要求注册,或者有人监督它的执业。
心理学则不同,自 1962 年第 4.119 号法律起就是受规范的职业,心理学家须在所在地区的地区委员会注册。这是不同的事情:心理学家可以是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师也可以不是心理学家。不是心理学家的人不得以心理学家自居,任何受规范职业的头衔都同理。关于此前是否需要大学学历的疑问非常常见,以至于有专门的一篇文章,讨论精神分析师是否需要具备大学学历。
至于课程:该国提供的精神分析培训一般都是职业培训课程。职业培训课程既不是本科,也不是经 MEC 认可的研究生课程,其运营也不取决于 MEC 的授权。这并不使它成为非法的;它只是另一种东西。职业培训课程的证书证明的是,这个人在那所机构完成了那段历程。它不等同于大学文凭,也不赋予法律资格,原因很简单:没有法律资格可以赋予。没有大学学历而走近精神分析的人,可以在关于无大学学历的精神分析培训的页面找到更详细的说明。
那么注册、会员证、协会呢?它们有真实的作用,应当不向任何一方夸大地加以描述。与某项培训相关联的注册,证明那段历程确实存在,允许第三方核实,并把从业者纳入一套规则之中:伦理守则、受理投诉的机构、需要向其交代的同行。例如,Academia Enlevo 的证书就附有 RNTP 的注册。这在国家没有自己名册的领域里,给学员和病人提供了可以核实的东西。任何注册都做不到、任何严肃的注册也不会承诺去做的,是取代本应在其背后的学习。因此,批评的靶子是没有任何培训支撑却被售卖的印章,是被当作捷径买来的会员证。
由此得出一个不像看上去那样舒服的结论。没有规范,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精神分析师像任何人一样,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为他的承诺,为他的收费,为他守住或违背的保密,为他造成的伤害。只不过,他承担这些责任时,没有一个首先按实践自身的标准来评判其行为的委员会居间。
拉康在 1967 年写了什么
拉康的那句话通常就是在这片空白中登场的。它出自《1967 年 10 月 9 日关于学派分析师的提案》,在这篇文本里,他向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提出了一种新的培训机制,即“通行”(la passe)。这个表述是众所周知的:“分析师只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
语境很重要。这句话并不是针对国家规范而写的,这个话题并非文本的中心。它的靶子是当时的精神分析机构产生分析师的方式:通过等级式的指定,有一份份获准培养他人的训练分析师名单,其增补的逻辑更像官僚体系中的仕途,而不像一次经验。拉康不信任这样一种制度: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分析师,是因为某个委员会宣布他合格,就像在职级表上升了一级。
动词同样重要。在法语里,s’autoriser de 的意思是把某物当作权威的来源来依靠,把某物当作担保来援引。说分析师只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就是说,归根结底,分析行为的来源不能是借来的。没有任何名单、任何头衔、任何大师,能够取代在一次会谈中决定介入或保持沉默的那个人。
然而,仓促的引用忘记了两件事。
第一件就在 1967 年的文本本身之中。拉康并没有废除机构。同一份提案区分了授权与担保:授权属于分析师,担保则是学派可以给予的——学派可以承认某位分析师出自它的培训。因此,文本安排了头衔和程序,其中有学派成员分析师和学派分析师,后者与“通行”相联。也就是说:在他说没有人授权分析师的同一个姿态里,拉康搭建了一套机制,好让他人能够为某人培训中发生的事情作证。
第二件是后来才出现的。在 1973–1974 年的研讨班上,拉康重提这个公式,并给它加上了一个补充:分析师只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也从另外一些人那里”。这一补充并没有否定原来的句子;它是为这句话定位。授权自己,并不发生在真空里。它发生在他人之间:教学并考核的老师,阅读并提出异议的同行,以及对于选择它们的人来说,一位分析师和一位督导。拉康在那里并没有确定一份强制性的阶段清单;他指出的是,没有人完全独自抵达分析行为。
授权自己,不等于给自己发执照
脱离语境来读,这个公式就变成一张通行证:如果只有我授权我自己,那就没有人能质疑我。这是一种奇怪的读法,因为它颠倒了文本的意思。拉康放上一份重量的地方,它放上了一种豁免。
一个比喻有助于看清这个机制。想一想在公证处对签名进行公证。公证处确认纸上的签名是你的。它不对你所签内容负责,也不对合同的后果负责。签名仍然是你自己的行为,带着它的全部含义。培训机构的运作方式与此相似:它可以承认你走过一段历程,你学习过,你接受过考核,你讨论过个案。它不能替你签下维持一种倾听的那个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授权自己,就是接受不会有任何人来分担这一行为的作者身份。当一位病人说出一件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事,分析师必须决定是否点断、等待,还是结束这次会谈,在场的没有委员会,没有会员证,也没有学校的负责人。在场的只有一个为这一刻接受过培训、并将为此负责的人。拉康的公式描述的正是这种行为的孤独。它不授权随便什么事;它拿走了分析师的托辞,即是别人叫他这样做的。
这样看来,这句话里的“只”比任何文件都更苛刻。持有注册的人,在糟糕的日子里,可以认为自己做的正是机构所期待的。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的人则无处躲藏。他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他对那个位置想要什么,而这个想要是与倾听另一个人相容,还是在利用倾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被人钦佩,感到被人需要,行使他在别处缺乏的权力。
这一点以一种有意思的方式贯穿了内疚与自主之间的关系。问“我有权利吗?”的那种内疚,可以被听成一种健康的顾虑,也可以被听成一个请求:希望有人说声“可以”,把这件事从桌面上拿走。精神分析要求分析师具备的自主,并不会靠一纸命令消除这种内疚。它把内疚转化为一个工作性的问题,在学习中、在与同行的讨论中,以及对于选择这些道路的人来说,在自己的分析和督导中被加工,而不是在一张表格里。
机构提供什么,又不能转移什么
如果机构并不授权,那它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问得公道,而答案并不贬低机构。它们做了很多。只是它们不做全部。
弗洛伊德早已面对过这场讨论的一个版本,那就是 1926 年的《业余分析问题》(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当时一位实践精神分析的非医生在维也纳被指控非法行医。弗洛伊德主张,使一个人有资格做分析的是精神分析的培训,而不是医学学位本身。他的论证并不免除培训;相反,它把要求转移到了有意义的地方:理论与技术的知识,而不是另一个职业的资格凭证。
所谓的三足鼎立——学习、训练分析和督导——是在精神分析协会中确立的。这是一种机构传统,1920 年代在柏林研究所被形式化,1925 年被国际协会采纳;它不是法律要求,也不是培训的唯一途径。尽管如此,它有助于看清一个好的机构能提供什么。它组织理论的传授,包括细致的阅读、次序、考核和对错误理解的纠正。它创造讨论和个案研讨的空间,学员在那里发现自己的倾听有盲点。它提供同伴,也就是会用论据来反驳他的人。它维持一份伦理守则,以及一个可以递交投诉的地方。它还出借一个名字,公开地为其所给予的培训负责。
它不能转移的东西同样清楚。机构不能代替学员去学习。它不能给他成为分析师的欲望,也不能保证这个欲望曾被追问过。病人开口说话时,它不能在房间里。它可以教学、考核、推荐、作证,但从学员变为分析师的那一步,发生在任何证书都进不去的地方。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培训并不随证书而结束。在 1937 年的《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Die endliche und die unendliche Analyse)中,弗洛伊德指出,临床工作会搅动倾听者身上未解决的东西,而这不是一次就能了结的。如果倾听者仍在加工之中,那么一张纸就结束授权的问题,岂不奇怪。
因此,在选择培训时,最有用的问题不是“它给我会员证吗?”,而是“它对我要求什么,又提供什么来支撑这个要求?”。在 Academia Enlevo 的临床精神分析培训中,学习是必修并接受考核的,而个人分析和督导是可选的,因为培训依托于 Método Alma Enlevo 和 Campus Enlevo 的资源;学员自己决定是否做、何时做、与谁做。这一选择与“授权自己”这一理念本身是一致的:机构要求它有权要求的,而不占据属于受培训者的决定位置。想了解这一传统从何而来、主张什么的人,可以读一篇关于精神分析三足的文章。
对称的风险:自封
到此为止,靶子一直是那种以为一枚印章就能解决一切的幻想。但如果就此打住,那就不诚实了,因为相反的错误同样常见,对病人来说也许更危险。
一种没有联邦委员会的实践,加上一个说着“只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的公式,二者合在一起,为自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只要有人翻了半打书,看了些零散的视频,攒了一些没有考核、也没有真实学时的课程证书,就可以宣布开始接诊。从法律角度看,没有人能阻止他使用“精神分析师”这个词。而他还可以引用拉康来终结任何异议。
讽刺的是,这个人使用拉康那句话,恰恰像在使用一张会员证:一份可以免去解释的外部文件。他并不是从自己那里获得授权;他是从一句引文那里获得授权。这个姿态与不学习就买印章的人是一样的,只是符号反了过来。在一种情形里,有人指望一张纸去保证它无法保证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形里,有人指望一个公式免除它无法免除的东西。
这两种举动的共同点,是试图回避与自己的不足相遇。把印章当作捷径的人,希望由别人来填补那份缺失。自封的人,希望那份缺失根本不要出现。在这两种情形里,培训本应做的工作——让缺失变得可以思考、可以承受,而不把它变成一种姿态——都被排除在外了。
“也从另外一些人那里”这个补充,是对这种风险最直接的回答。从来没有让任何人考核过自己的学习,从来没有完成过一段带有结业标准的历程,也不接受与任何对话者讨论自己的实践,这样的人还没有可以授权自己的来源,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赋予这个公式内容的东西。拉康的“自己”不是宣称自己有能力的那个自我;它是在历程中生成的东西,而这段历程包括他人。
用日历来衡量严肃程度也是不公平的。几个月的密集培训可以很严谨,而多年的培训也可以很松散。标准不在于时长,也不在于文凭的数量,而在于所学内容和所受考核的严谨,以及愿意把自己的实践暴露在他人目光之下。以这个名字向世界介绍自己的这一决定的分量,在自称精神分析师的分量中有更从容的讨论。
比一张纸更能说明问题的几个问题
如果不存在可以免去思考的文件,那么对于想接受培训的人和寻找分析师的人,还剩下什么?剩下的是问题。它们比核对一个编号更费功夫,但提供的信息也多得多,而且与核对编号相得益彰。
对于寻求治疗的人,有些问题是合理的,可以毫不尴尬地提出:
- 这位分析师在哪里受的培训,这一培训要求并考核了什么?
- 这项培训有没有第三方可以核实的注册?
- 他与谁讨论自己的实践:同行、学习小组、一位督导、一位分析师?
- 他遵循哪一份伦理守则,投诉可以递交给谁?
- 他是否承诺效果、期限或治愈?承诺过多的人,往往是在回应病人诉求之外的别的东西。
这些回答没有一个能单独保证倾听会是好的。但分析师回答的方式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些东西。一位被这个问题惹恼、或者仅靠亮出头衔来了结问题的分析师,显露出一种值得留意的与权威的关系。一位平静地解释自己来自何处、向谁交代的分析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践行“也从另外一些人那里”。
对于正在接受培训的人,问题改变了方向,但没有改变性质。是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我希望通过占据这个位置得到什么?谁在陪伴我的实践,并能坦率地告诉我哪里错了?我还在等待得到哪一种授权,来自谁?最后这个问题往往最能揭示真相。有时,一个人在搜索引擎里寻找的,是一种他希望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的确认的替代品,也许早在他想到要成为分析师之前就是如此。
还值得对机构提一个问题,不带愤世嫉俗。一所学校如果推销其证书“在法律上具备执业资格”的说法,那么它所说的与巴西的法律状况并不相符。一所学校如果清楚地说明自己是什么——一门职业培训课程——它要求什么、提供什么,那它就是把学员当作成年人对待。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它们交付的那张纸,而在于它们对这张纸许下了什么承诺。
一种不会终结的授权
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人,她正面对着搜索引擎。她敲下的问题有一个简短的法律答案:在巴西,从事精神分析没有依法强制的职业注册,没有联邦委员会,CBO 描述了这一职业而没有规范它,职业培训的证书证明的是一段历程,而不是国家的执照。注册与协会增加了核实和行为规则,这是有价值的。这一部分几行字就解决了。
另一个问题,处在下面的那个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谁授权我?对拉康的细致阅读表明,没有人能代替她回答,而即便如此,她也不是独自抵达答案的。授权建立在被认真对待并受到考核的学习之中,建立在讨论之中,建立在当着同行承认的错误之中,对于选择它们的人来说,还建立在自己的分析和督导之中。它不是某一天被授予、然后收进钱包的。它在每一次有人坐下来倾听的时候,被维系,或者没有被维系。
这一分析有一些应当承认的局限。缺乏规范使病人没有一份统一的公共名册可供查询,这确实有分量;严肃的注册与协会填补了这一空缺的一部分,但这取决于有人去找它们,并且知道该问什么。也有可能,有一天法律会改变。如果改变,将会有一种国家注册需要取得,但根本的问题仍将停留在拉康放置它的地方:行为发生的那一刻,没有任何机构在场。
因此,这一含义落在提问的人身上。想要一份注册并不可耻,用一句引文来免去学习也不是成熟的标志。把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当作培训的替代品,都可能是一种没有把这个问题维持足够久的方式。也许,一个人正在成为分析师的最好衡量,恰恰就是这个:能够带着“谁授权我?”这个问题,而不要求它结束,也不假装它从未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