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精神分析三支柱是什么、如今在培训中如何运作?请看指南精神分析三支柱。本文讲述这一模式的历史起源。
寻找精神分析培训的人,通常带着一些实际的问题而来:需要多长时间,费用多少,证书是否有效,是否需要大学学历。这些都是正当的问题。但还有另一个问题几乎从未出现,而它会改变其他所有问题的意义:是谁决定了培养一名精神分析家恰好需要三样东西——理论学习、个人分析和督导——又是为什么,这个决定后来被当作仿佛就是精神分析本身的本质?
所谓的精神分析三脚架,通常被呈现为一个既定事实。然而,它有日期、有地址、有主角。它诞生于1918年至1925年间在各种大会、委员会和研究所中做出的选择,处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出自一群在很大程度上怀有善意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摧毁它所造就的东西,而是为了把被"自然化"夺走的某样东西还给学生:去追问自己被要求的东西,究竟是这门职业的条件,还是归属于某个机构的条件。
三脚架之前:没有守门人的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没有做过训练分析。当时没有人能为他做。他作为分析家的养成,经由临床、经由阅读,也经由他自己所称的自我分析——自1897年起以自己的梦为材料进行,部分记录在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信中。最早的精神分析家——医生,也有教育者、作家,以及参加维也纳"星期三聚会"的好奇者——是通过阅读、讨论个案,并在可能时与弗洛伊德本人交谈而成长起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轻视分析家自身的分析。1910年,在《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前景》中,他就已指出,任何分析家都走不出他自己的情结和阻抗所允许的范围。1912年,在《给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的建议》中,他建议想要分析他人的人,先接受一位有经验者的分析。这个词很重要:他是建议。当时关乎的是对倾听的一种用心,而不是一项行政要求。
两者之间的差别看似微小,其实不然。用心是被提供的;要求是被索取的。用心取决于接受者的欲望;要求取决于有权宣布其已达成的人。三脚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一种语域过渡到另一种语域的历史。
布达佩斯,1918年:分析家的分析变成了要求
第一个正式步骤发生在1918年9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第五届大会上。赫尔曼·农伯格在弗洛伊德的同意下提议,训练分析应成为所有想要从事精神分析者的必修。这项提议并非全体一致:奥托·兰克和维克多·陶斯克表示反对。尽管如此,这一想法在随后几年中获得了普遍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时机。欧洲刚刚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精神分析开始引起公众兴趣,而随着兴趣而来的,是一些毫无学习基础的从业者,他们使用精神分析之名,却不知道它是什么。对质量的担忧是真实的。问题不在于诊断,而在于所选择的药方:把决定谁已准备就绪的权力交给机构。
柏林,1920年:一家免费诊所与一所培训学校
1920年2月14日,柏林精神分析门诊部开门,由马克斯·艾廷贡和恩斯特·西梅尔提议,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艾廷贡本人出资——他是一个皮毛商人家族的继承人。当地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卡尔·亚伯拉罕构成了这个核心的另一员。诊所按照病人的收入收费,大约三分之二的就诊者得到免费治疗。
免费回应的是弗洛伊德本人的呼吁:他在1918年的布达佩斯大会上预言,有一天社会将开设治疗免费的诊所。但它同时也承担着其他功能,而这些功能必须不带浪漫色彩地加以审视。门诊部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中,就有传播精神分析。而那些不付费的病人,恰恰是由培训中的候选人在一位更有经验的分析家跟进下接诊的个案。这家诊所同时是面向民众的服务、一种寻求认可的方法的公共橱窗,以及学习者的病人来源。历史学家至今仍在讨论哪一项功能分量更重:在一些人看来,诊所首先是一个让候选人找到病人的实验室;在另一些人看来,它是一个真正服务社区的诊疗中心。
柏林研究所正是围绕这家诊所组织起来的,其课程结合了三个要素:候选人的训练分析、理论研讨班,以及在跟进下接诊病人——即所谓的控制分析,也就是今天所称督导的起源。精神分析家的培养第一次有了课程、教学委员会、阶段和晋级标准。三脚架就此在实践中诞生。诊所的大门向付不起钱的人敞开;而培训的大门,正如下文将看到的,要窄得多。与艾廷贡之名相联系的精英主义,正在于这种培训的设计,而不在于诊所。
资金的来源上还笼罩着一层阴影。支撑门诊部的财富来自艾廷贡家族的皮毛企业,该企业在俄国革命后从苏联政府手中获得了在国外销售俄国皮毛的垄断权。几十年后,由1937年巴黎的一起绑架案引出怀疑,认为马克斯·艾廷贡与苏联秘密警察有联系;他的一位亲属纳乌姆·艾廷贡确实是苏联特工。这些怀疑从未得到证实。历史学家西奥多·德雷珀对其提出了反驳,而重建了这个家族历史的记者玛丽-凯·威尔默斯,在研究结束时与其说被说服,不如说更加困惑。在此记录它们,只按其本来面目:一个关于资助精神分析机构化的利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结论。
巴特洪堡,1925年:从地方实践到国际标准
1925年在巴特洪堡举行的IPA第九届大会上,艾廷贡提议将柏林体系定为国际标准,并设立国际培训委员会加以管理。提议获得通过,艾廷贡从1925年起主持该委员会,直至1943年去世。仿效柏林的研究所相继在维也纳、伦敦、布达佩斯、海牙、法兰克福、纽约、芝加哥和巴黎出现。
决定性的转移就在这里。当控制分析和训练分析还只是某个研究所的做法时,它们可以被讨论、被调整、被拒绝。当它们成为一个国际协会的标准时,它们就开始界定谁属于其中、谁被排除在外。在柏林原本只是组织教学的一种方式,在全世界变成了被认可的精神分析家与其余人之间的边界。
这一模式所造成的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的指控,在整个世纪里被众多批评者反复提出,它并不依赖于揣测意图。它建立在这一培训模式所创造的机制之上。值得逐一审视这些机制,因为排斥正是在其中发生的。
第一个机制是筛选。机构模式设立了委员会,负责决定谁可以被录取为候选人,评估其人格、动机和经历。具备预期特征的人得以进入;不具备的人,出于并不总是被明说的理由,被挡在门外。
第二个是等级。随着时间推移,训练分析家的职能变成了一种职位,授予少数人,却为许多人所觊觎。这一职位在各学会内部集中了声望、病人和政治影响力。一个晋升取决于被已在顶端者任命的机构,往往会复制它自己的顶端。
第三个机制最为微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或许也最为严重。当个人分析成为获得认可的条件时,它就不再只是被分析者的空间。这个人对自己的分析家说话时,知道——或担心——对方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其资格的评估。本应能够自由流动的移情,开始把机构也包含进来。面对同时决定你职业前途的人,很难自由联想。
第四个是时间与费用。多年的高频分析、付费督导和漫长的研讨班加在一起,构成了一条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的道路。没有人需要决定去排斥那些没有收入、没有空闲时间或不靠近大城市中心的人:培训的架构本身就完成了这件事。
这段历史中有一种反讽,值得不加夸张地说出来。一家免费为柏林穷人看诊的诊所——并且在其他事情之外,为他们提供培训中的候选人作为分析家——帮助建立了一个培训体系,而随着几十年过去,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能够走完这个体系。精神分析继续谈论普遍意义上的主体;而从事它的人的培养,却变得越来越特殊。
非专业者问题与美国的封闭
这一历程中最严酷的一点并不发生在柏林,而是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并非医生的维也纳分析家西奥多·赖克在维也纳因非法行医被起诉。为了替他辩护——也为了替精神分析本身辩护——弗洛伊德在1926年写下《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并于1927年增补了一篇后记。他的立场很明确:使一个人有资格成为分析家的,是适当的分析训练,而不是医学文凭。弗洛伊德甚至担心精神分析会被医学吞没,沦为众多精神病学技术中的一种。
以亚伯拉罕·布里尔等人为首的北美分析家却持相反看法。他们把精神分析视为医学专科,想把非医生挡在门外。1938年,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开始将培训和会员资格限定于医生。这一规定直到1985年才被打破:四位临床心理学家在美国心理学会的支持下提起诉讼,主张存在不正当的竞争限制。向非医生开放培训的和解协议于1988年达成。
因此,在战后最大力传播精神分析的国家里,它在五十年间几乎只留给拥有医学文凭和精神科训练的人。一生都在捍卫相反立场的弗洛伊德,生前输掉了这场战斗。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它才在法庭上部分地赢了回来。
来自内部的批评
若以为对这一模式的反对只来自外部,来自未受训练或对机构心怀怨恨的人,那会很省心。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最严厉的批评,恰恰出自在这个体系内部受训、了解其幕后的分析家。
桑多尔·费伦齐在1928年把分析家的分析称为精神分析的"第二基本规则"。因此,他站在重视它的人一边。但在同一篇文章《精神分析技术的弹性》中,他坚持认为,分析的惯例不应被当作不可触碰的法律。重视分析家的分析,同时拒绝将其变成教条,在他看来并不矛盾。
曾作为候选人经历柏林体系的迈克尔·巴林特,于1948年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上发表了《论精神分析培训体系》。他在文中把柏林体系描述为对此前那些缺乏结构的年代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并打破了自IPA将训练分析定为要求以来笼罩着它的沉默。
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走得更远。在一篇写于1952年、于他去世后的1962年发表在《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上的文章中,他提议拆除整个培训体系,在他看来,这个体系已经官僚化到失去了先驱者的精神与热情。
1967年,正是因为培训问题而早已与IPA决裂的雅克·拉康,提出了"精神分析家只由自己授权"的原则。若干年后,他补充道:以及由其他一些人。这句话常被理解为可以为所欲为的许可。其实不然。它把授权从机构的印章,转移到受训者自身的历程——以及同侪的认可,而不是某个职位的认可。
或许最具揭示性的批评来自奥托·科恩伯格,那是在1996年,他成为IPA本身的主席前不久。在一篇刻意带有讽刺语气的文章《摧毁精神分析候选人创造力的三十种方法》中,他列举了令受训者窒息的机构做法:缓慢的晋级、对弗洛伊德文本的崇敬式教学、对每一阶段的控制。当一个即将领导该机构的人写出这样的文章时,就不能再说批评只来自外部了。
弗洛伊德本人在1937年的《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中,建议分析家定期重新接受分析,也许每五年一次。很容易把这读成又一项要求。仔细读来,它是别的东西:承认没有人能从分析中"完成"地走出来,承认没有任何机构文凭能够保证只有持续的自我工作才能支撑的东西。
传统本身今天所承认的
自2007年起,IPA正式承认的培训模式不是一种,而是三种:艾廷贡模式、法国模式和乌拉圭模式。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人分析的组织方式和时机。例如在法国模式中,分析被理解为一个准备阶段,先于严格意义上的培训,在其中梳理成为分析家的欲望本身。
这一事实很简单,却有其后果。如果连把三脚架机构化的协会本身都不再坚持只有一种培养精神分析家的正确方式,那么"存在一条自然且必经之路"的观念就失去了很大力量。存在的是各种选择——或多或少有依据,或多或少与所要培养的目标相一致。
那么在巴西呢?
在巴西,精神分析不是由联邦法律规范的职业。没有职业委员会,也没有法律要求的执业文凭。精神分析家出现在《巴西职业分类》中,代码为2515-50,由劳动部2002年的Portaria nº 397纳入。然而,这一分类是对现有职业的行政登记,而不是设定要求的规范。
这意味着,在巴西,三脚架是各个机构自己的规范,而不是法律要求。选择将其定为必修的学校,是在其所采纳的传统之内做出了一个正当的选择。将其定为可选的学校做出了另一个同样正当的选择,这一选择需要另一种类型的严谨来支撑。站不住脚的,是把其中一种选择说成仿佛就是法律,或仿佛就是唯一可能的精神分析。
想在继续之前先了解这一主题基础的读者,可以把本文与什么是精神分析三脚架一起阅读。
Academia Enlevo 的选择
在 Academia Enlevo,理论学习是必修的、经过评估的,并有结业标准。个人分析和督导是可选的:学生自行决定是否、何时以及与谁进行其中每一项,且绝不会因为不做而受到惩罚。这一选择并非出于对分析的轻视。它出自一个在精神分析起点处就存在、却在途中遗失的信念:一名分析家的培养,不应取决于一个守门人。
为了在不放弃严谨的前提下支撑这一信念,培训以 Método Alma Enlevo 和 Campus Enlevo 的教学资源为依托。而它最重要的依托,是机构模式很少给予其候选人的东西:对学习者智识能力的信任。学生不被当作一个需要被监视、直到证明自己配得上归属的人,而被当作一个能够构建自己历程、并对此负起责任的人。
我常对学生说,选择一项培训时,决定性的问题不是你想从学校得到什么,而是学校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一所学校可能想要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多年的依赖。它也可能想要你的自主——并安排好一切,让你离开它时,能够不依靠它而前行。
这段历史让我们得以理解的
精神分析三脚架并不是一项任意的发明。它诞生于对倾听质量的真实关切,但也诞生于一种扩张与机构控制的策略,围绕着一家同时充当诊疗场所、橱窗和培训场地的诊所。在被变成国际标准之后,它开始同时履行另一项功能:决定谁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家,并因此决定谁被排除在外。对这一转变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传统内部,而传统本身今天也承认不止一种模式。
有一个界限必须承认。历程的自由不等于没有要求。一项培训如果把分析和督导定为可选,同时又放弃认真且经过评估的学习,那并不是在恢复弗洛伊德的精神;它只是用一个问题换了另一个问题。自由只有在伴随着责任时才有意义——学校的责任,在于必须提供严谨;学生的责任,在于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道路。
于是,留下的问题并不是支持还是反对三脚架。它更令人不安,也更有用:面对一项培训向你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它是在为你的倾听服务——还是在为机构的存续服务?
想了解这段历史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培养选择,请阅读三脚架与 Método Alma Enlevo 的比较。
如果你想了解一项建立在这种自由之上的培训,请看Academia Enlevo 的在线临床精神分析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