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桩罪案震惊全国时,集体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急于解释。没有人能长久忍受这样的想法:一个和我们相似的人,和我们坐同一趟公交车,在同一个家庭群里回消息,竟然做出了那样的事。于是,两条出路几乎同时出现,在评论里,在酒桌上,也在一部分新闻报道中。第一条是怪物:做那件事的人属于另一个物种,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所以我们可以高枕无忧。第二条是环境的受害者:做那件事的人是童年、贫困、所受暴力造就的,因此严格说来,没有人做了任何事。这两种解释看似对立,却有同一个功能:安抚使用它们的人。

精神分析通常就在这个时刻被请出来。人们期待它给出一个专业的词,为恐怖带来秩序,而它恰恰在这里有可能为两条出路之一效劳。当一套消化不良的临床词汇变成排斥的标签时,它可能把人变成怪物。当对一段苦难史的重构开始自动充当减轻罪责的理由时,它可能为人开脱。无论哪种情况,理论都不再思考,而是开始安抚,这是抛弃问题的一种体面方式。

我想考察的是,精神分析对犯罪者究竟能说些什么,又必须在哪里止步。在这里指引我的两篇文本既短小又令人不安:一篇是弗洛伊德1916年发表的《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几种性格类型》的最后一部分,另一篇是拉康1950年提交的《精神分析在犯罪学中的功能的理论导论》。两者都不提供安慰。也许正因如此,它们依然有用。

怪物还是受害者:两种保护解释者的解释

值得平心静气地看看,每一条出路为我们做了什么。怪物这一形象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它划出了一条边界。这一边是正常人,欲望已被驯服;那一边是某种非人的东西,毫无理由地爆发。如果犯罪没有理由,我们就不必在自己身上寻找任何与之相似的东西。我们对兄弟姐妹的怒气,希望某人消失的一闪念,在职场受辱之后的复仇幻想,这一切都被边界保护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怪物是对我们自我形象的一项服务。

环境受害者的形象显得更宽厚,常常出于一个正当的用意:提醒人们暴力有其历史,没有人生于真空,存在着推动人生轨迹的不平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值得说出来。问题始于历史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机制,一连串的原因像水流入排水口那样汇入行为。在这个模型里,行动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社会力量与某个结果之间的一个通过点。而且奇怪的是,解释者同样得到了保护:如果一切都是决定论,就没有人需要追问主体想要什么,拒绝了什么,在他有限的选择余地内选择了什么。

请注意,这两种解释消除的是同一样东西。怪物没有与我们相关的内在性;环境的受害者则有一个完全由外部解释的内在性。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而精神分析关心的恰恰就是这个人,并非出于对惩罚的偏好,而是因为只有同这个人才能工作。

弗洛伊德在“出于罪疚感的罪犯”身上看到了什么

1916年,弗洛伊德把三项临床观察汇集在《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几种性格类型》的标题之下。第一项讲的是自认为例外的人,第二项讲的是恰恰在成功时失败的人。第三项,也就是与我们相关的这一项,其标题至今听来仍像一种挑衅:“出于罪疚感的罪犯”。

这个推理说起来简单,却难以下咽。弗洛伊德报告说,在治疗那些后来变得体面的人时,会浮现出青年时期所犯禁忌行为的记忆:小偷小摸,欺诈,有些情况下是更严重的事。常识会说,这些人做了错事,之后才感到内疚。分析所显示的却是相反的顺序。罪疚感早已存在,压抑沉重,没有明确的对象。禁忌行为随后到来,带来一种奇怪的轻松:先前无名漂浮的罪疚感,终于获得了一个具体的理由。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内疚,比为一件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感到内疚,更容易忍受。

一个家常的画面有助于理解这个机制。设想一个假想的孩子,整个下午都在招惹大人,直到挨了一顿骂,挨骂之后平静下来。顺带一提,弗洛伊德在谈到孩子时也提到过类似的情形。并不是他喜欢被责骂;而是责骂给一种原本没有轮廓的紧张赋予了轮廓。惩罚像是一种回应到来。行为引来了为罪疚感赋予秩序的惩罚。

这种先在的罪疚感来自哪里?弗洛伊德把它与俄狄浦斯愿望联系起来,与童年时期那一对古老的敌意和乱伦冲动联系起来,意识并不承认它们,但其印记依然存在。无须认同这一谱系的每一步,也能承认这一观察的力量:有些行为不是由它们带来的收益来解释的,而是由它们寻求的惩罚来解释的。弗洛伊德在此处提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苍白的罪犯”形象,那个无法承受自己行为之影像的人。这一引用表明,这种直觉并非他一人所有。

同样重要的是,要读出弗洛伊德没有断言的东西。他没有说每一桩罪行都源于罪疚感。相反,他说有些人犯罪时毫无罪疚感,或是因为没有发展出道德抑制,或是因为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正当。这篇文本描述的是一种类型,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即咨询室里,在寻求治疗的人当中遇到的。把它变成关于罪犯的一般理论,恰恰是犯下了精神分析本应帮助我们避免的错误:把一个局部的解释当作万能钥匙。

理解不是辩护

这里出现了我常听到的第一个反驳。如果精神分析表明一个行为有无意识的原因,那它归根结底不就是在说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如果他不知道,又怎能让他负责?

这个反驳混淆了两个层面。解释一个行为,是重构使它成为可能的逻辑。辩护,则是宣称它是对的,或至少不应被追究。精神分析做的是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权威。不仅如此:在弗洛伊德的视角下,无意识不是呈给法官的不在场证明。它是这个人之所是的一部分。为了摆脱某个行为而说“这是我的无意识”,等于说“不是我,是我的一部分”,这是继续做我的一种相当精巧的方式。

这里有一种值得记下的讽刺。大众文化常把精神分析想象成一台借口机器:一切都是母亲的错,父亲的错,童年的错。弗洛伊德1916年的文本走向相反的方向。它展示的是过度惩罚自己的人,寻求惩罚的人,背负着比自己所犯之事更大的罪疚感的人。细读的人发现的,与其说是一种借口理论,不如说是一种责任分配不当的理论,在其中,主体指责自己没做过的事,有时还做点什么,好让自己有东西可以指责。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用处超出了智识上的兴趣。理解一个青少年偷窃是为了招来一种能平息焦虑的惩罚的人,也会明白盲目的惩罚可能只是在喂养这个循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法律。这意味着,法律单靠自己,触及不到推动行为的东西,而倾听的工作可以触及另外的东西。这两个维度并不互相替代。

1950年的拉康:精神分析并不取消责任

在弗洛伊德之后三十四年,拉康受邀在一次法语精神分析师大会上谈精神分析在犯罪学中的功能。这篇文本于1950年提交,后来收入《文集》(Écrits,1966),内容艰深,我无意将其完整概括。我想突出的是一条在我看来居于核心、而且可以不背叛作者而加以阐述的论证线索。

拉康从一个确认出发:犯罪与法律相伴而行。在一个说明何者被禁止的象征秩序之外,不存在犯罪,而这个秩序因社会而异。这并没有使犯罪相对化;而是为它定位。犯罪行为总是指向某条法律的行为,即使它看起来是盲目的。精神分析的可能贡献由此而来:帮助解读一个主体与法律、与罪疚、与惩罚的独特关系,而不是把犯罪当作自然现象,一种行为的地震。

文本中最微妙的一点,是它关于责任的论述。拉康拒绝这样的想法:精神分析通过揭示无意识动机,就会消解罪犯的责任。他在惩罚中看到一个要素,只有当主体能把它认作对自己行为的回应时,当他能以某种方式认可自己做了所做之事时,惩罚才具有人性的意义。对一个仅仅被当作机器零件、没有回应能力的人施加制裁,恰恰失去了使它成为人性的东西。换句话说:以同情之名剥夺罪犯的全部责任,也就是剥夺他作为主体的条件。

这具有实践上的后果。如果精神分析帮助表明一个行为有其理由,它也帮助表明,某人可以在这些理由中认出自己,并为之负责。分析工作在可能的时候,并不在于说服这个人他没有过错,也不在于用他已经背负的罪疚感把他压垮。它在于让他走近自己的行为,既不逃入“不是我”,也不沉入“我不过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狭窄的位置,没有人能轻易占据。

拉康同样不信任那种声称可以事先预测、归类罪犯的犯罪学的许诺,仿佛存在一种现成的、为犯罪而生的人类类型。这种不信任是健康的,并且至今依然适用。每当有人宣布“典型罪犯”的万无一失的画像时,都应该有人问:谁将被塞进这个画像,由谁来塞,后果如何。

司法精神分析不是鉴定,这一区别很重要

许多人带着由电视剧塑造的形象来找这个主题,寻找“司法精神分析”或“犯罪精神分析师”:专家走进房间,观察嫌疑人几分钟,就把破案的钥匙交给警官。有必要准确地消除这个形象,因为它会产生错误的期待,有时还会导致不负责任的做法。

司法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精神分析理论与犯罪、法律、惩罚、暴力以及司法与刑罚机构等问题的相遇。人们在那里研究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罪疚与惩罚说了什么,理论如何思考付诸行动,象征法律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受害者的位置,羁押机构中的生活,暴力对遭受者和施行者的影响。这是一个丰富的领域,拓宽了那些与经历这些体验的人打交道的人的倾听。

鉴定是另一回事。在巴西,进入司法程序的技术评估、关于被告精神状态的鉴定报告、司法机关要求的心理评估,都是法律授权的专业人员的职责,例如被任命为鉴定人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刑法典》第26条规定,因精神疾病或精神发育不全或迟滞,在行为时完全不能理解事实的违法性或无法依此理解而自我决定的人,免除刑罚。在诉讼中,这类陈述取决于由具有此项法定职权的人所作的正式鉴定。

我之所以说得明白,是因为Academia Enlevo开设了一门360小时的司法与犯罪精神分析课程,而透明是这一主张的一部分:这门课程深化对犯罪、罪疚、暴力和刑罚机构的精神分析式理解,恰恰因为它对自己的领域说得清楚,才值得被认真对待。鉴定和报告不在它所赋予资格的范围之内;对这些现象的倾听、研究和有素养的解读则在其中。在巴西,精神分析不受专业委员会监管,精神分析师从事的是一种有其自身特点的职业,在设想任何与司法系统相关的工作之前,值得先了解这些特点。关于这一点,一篇有用的读物在介绍精神分析师这一职业的页面上。

知道什么不能做,并不会削减这个领域。恰恰相反:它使人能在这个领域真正有所贡献之处使用它,即对犯下或遭受暴力并寻求治疗的人的临床倾听,对在机构中工作的人的培训,更审慎的公共讨论,理论研究。一位熟知这一主题的精神分析师,也知道何时一个个案需要转介给其他专业人员,这是能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对能力的限制。

远程诊断与电视的诱惑

有一种做法值得直接批评,因为它借着社交网络的便利传播开来:对卷入著名案件的人作远程诊断。只要有一桩影响巨大的案件,就会冒出信心满满的分析,谈论被告的“结构”、他的“精神变态”、他的“倒错”、他被推测的童年。这一切都来自照片、证词片段、邻居的评论以及其他任何能得到的东西。

问题不只是职业礼仪,而是方法。精神分析处理的是某人的言说,是对某人说的,并且持续一段时间。它对一个主体所知的一切,都是在这段关系中构建起来的,带着迟疑、口误、重复和更正。离开这些,剩下的就是投射:评论者在被告身上看到的,是他所持理论允许他看到的,理论成了镜子。还有一个加重情节:公开的标签会粘住。电视上加给某人的一个临床词汇,可能伴随这个人及其家人多年,即使他被宣告无罪,即使诉讼显示的是另一回事。

对公众也有影响。电视诊断通常是在为怪物形象效劳。专家以专业的声音说被告具有如此这般的结构,就是在确认那条令人安心的边界:那与我们无关,是另一种人的事。精神分析的词汇本是为了显示正常与病理多么相接而诞生的,最终却被用来再次把它们分开。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颠倒。

因此,这篇文章不引用真实案件,也不提姓名。并非出于过分的拘谨,而是因为我对一个从未倾听过的人所作的任何评论,恰恰就是我所批评的做法。认真研究这一主题的人,学会承受对新闻中出现的人的内在性的不知。这种不知不是理论的弱点。它是理论保持诚实的条件。

那么受害者在这场对话中处于什么位置?

在任何关于犯罪者心理的讨论中,都存在一种风险:受害者消失了。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它集中在施害者身上,集中在他的历史和他的理由上,而遭受行为的人沦为背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施害者的理解,无论多么严谨,都会产生第二重暴力,一种更无声的暴力,即漠视。

精神分析在这里同样有话可说,而且不少。遭受暴力的人可能背负着不会因施害者被判刑而消解的后果:蔓延到与所发生之事无关的情境中的恐惧,本不该属于他的羞耻,因没有以别的方式反应而产生的罪疚,难以信任。罪疚本身,在弗洛伊德那里出现在行动者一方,有时会以残酷的颠倒转移到遭受者身上。倾听受害者要求不催促她,不要求她原谅,不要求她仇恨,不把她的痛苦变成论文的材料。

这也要求在公开发言的方式上小心谨慎。对施害者理由的解释,若说得不留意,在受害者听来可能像是她所经历的事是可以理解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研究者的本意,但这是一种可能的效果,写这一主题的人必须考虑到它。理解施害者与承认受害者所受的伤害并不彼此竞争;当其中一个抹去另一个时,推理里已经出了问题。

如果您经历过暴力,或正处于强烈的痛苦之中,请寻求专业帮助。在巴西,遇到紧急危险时,请拨打190。妇女服务中心(Central de Atendimento à Mulher)的电话是180。CVV(Centro de Valorização da Vida,生命价值中心)通过188提供免费的情感支持,全天候服务。

流派、解读,以及各自照亮的东西

若谈论面对犯罪的“那一种”精神分析,仿佛只有一种解读,那就太简化了。弗洛伊德提供了罪疚、超我和惩罚需要的路径。拉康把重点转移到主体与象征法律的关系,以及为行为负责的尊严上。其他传统带来了其他镜片:例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把阴影看作主体在自身中不承认并投射到他人身上的东西,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怪物形象对旁观者如此诱人。对于想在进入司法主题之前先理清这些差异的人,值得读一读关于弗洛伊德、拉康与荣格各脉络的文章。

这些解读不必融合成一个综合,也不必像球迷那样争个高下。每一种照亮一个方面,把另一个方面留在阴影里。它们在最好的状态下所共有的,是拒绝那种令人安心的解释。没有一种允许说罪犯完全是他者,也没有一种允许说他完全是产物。它们都以某种方式要求,把这个行为看作关乎一个主体的事,并由此关乎我们与他共有的人类处境。

最后这个观点往往引起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说犯罪关乎人类处境,似乎把读者拉得离他想要远离的东西太近了。但这种靠近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结构上的。没有人在说所有人在同样条件下都能做出任何事。所说的是,毁灭的欲望、敌意、罪疚和对惩罚的寻求,并不是某一群体的专属。行动者与不行动者之间的差别是存在的,是决定性的,必须被认真对待,包括被法律认真对待。只是它并不经过物种之间的边界。

拒绝两条出路之后剩下什么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场景:一桩罪案令人震惊,社会要求一个令人安心的解释。怪物,或环境的受害者。走过这一路程之后,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为什么精神分析在忠于自身时,会让这一要求落空。

它让人失望,因为借着弗洛伊德,它表明有些行为是由先在的罪疚感和对惩罚的寻求所推动的,这使罪犯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陌生。它也让人失望,因为借着拉康,它拒绝让这种理解消解责任,因为把某人当作无法为自己所做之事负责的人,也就是不再把他当作主体。于是留下的是一个不舒服的位置:理解而不开脱,追责而不去人性化,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让受害者留在场景的中心。

局限也必须保持在视野之内。精神分析不预测犯罪,不指认有罪者,不替代侦查和鉴定,也无权决定某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它的观察产生于一个特定的设置,即倾听对分析师说话的人,一旦被从这一语境中剥离出来并用于从未被倾听过的人,就会失去价值。研究这一主题的人必须与这种谦逊共处,这种谦逊不是虚假的:它是认真的代价。

因此,它能提供的,与其说是一个答案,不如说是一种思考的纪律。面对下一桩占据新闻的罪案,值得观察自己想要解释的冲动:它奔向两条出路中的哪一条,到达那里又得到了什么。这一观察解决不了案件,案件属于司法。但也许它能阻止我们利用理论,任何理论,来摆脱那种不适:不得不承认做了那件事的人仍然是一个人,而这个人,除了受害者之外,还将不得不为此负责。